三年前的一天清晨，我揭过了《梁启超家族百年纵横》最后一页，合上此书，内心感慨颇多。思绪沉重，难以提笔，感叹良久，由以此文，抒发自己最真诚的情感，向为我中华崛起而奋斗的梁家祖辈们致敬。

梁启超先生曾在《呵旁观者文》中写到的“今吾观中国四万万人，皆旁观者也。”并根据“旁观者”的麻木不仁袖手旁观分为六种类型：混沌派、为我派、呜呼派、笑骂派、暴弃派、待时派，于激愤失望中责问年轻人：“若我辈青年，正一国将来之主人也，与此国为缘之日正长。前途茫茫，未知所届。国之兴也，我辈实躬享其荣;国之亡也，我辈实亲尝其惨。欲避无可避，欲逃无可逃，其荣也非他人之所得攘，其惨也非他人之所的攘，其惨也非他人之所得代。言念及此，夫宁可旁观耶？夫宁可旁观耶？”他是这么想的，他也是这么做的，通过自己去影响别人，去要求儿女。也正是有着如梁公这样不屑旁观，敢于实践的先烈，才有着当下强大的中国。

实践之于梁启超，获万世之名。

自两千一百年前西汉大学者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后来规定必须以宋代朱熹所著《四书章句集注》中的词语为依据，不许自由发挥，更加加强了两千年来日益严密的儒学统治，严重束缚了中国人的智慧发展，这才有了“中国四万万人，皆旁观者也”这样的感慨，导致了“中日甲午战争”，“马关条约”，“鸦片战争”等事件的发生。年轻的梁启超并没有同大多数人一样选择等待，选择旁观，选择成为“呜呼派”，毅然起身奔赴各地，寻麦孟华丶张涛波等志同道合之士，谋变法强国之业。

如果没有梁启超四处奔波联合各省举人，就不会有后面八百多名举人“公车上书”；如果不是梁公不顾安危奔转至横滨继续奋斗，也就不会有那启迪国民的《新民丛报》的创办。

也正是因为梁启超的这种敢于实践的精神与种种兴国兴民的举措，才使得中国人得到一次思想大解放，拉开了大量引进西学丶中西融合及百花开放的新的学术时代的序幕，他也因此成为中国学术史上划时代的娇子，被后代无数人所传颂。

实践之于梁思成，铸卓伟之业。

梁启超有九子，各个不凡，其中八个教授级专家，三个院士，这比《三字经》所宣扬的“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更有成就，而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当属长子梁思成。

自“五四运动”掀起彻底的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到后来“文化大革命”中掀起的红卫兵运动，对文化工艺品尽行铲除这一过程中，站在我国建筑领域之巅的梁思成发现了中国传统古建筑不可或缺的价值。同他具有一样眼光的人不在少数，但都不约而同的当起了“混沌派”，只有他敢于冒天下之大不为，一次次的呐喊着，一次次的诉求着。

如果没有与北京副市长吴晗的据理力争，就不会有对后面“我爱北京城，献城墙砖”运动的掀起；如果没有梁思成的顶风逆行，就不会在那种严峻的条件下有风靡全国带有古建筑艺术特色的“大屋顶”的出现。

梁思成不在意自己名垂青史或被打倒，只因一份传承历史的责任，只因血液中流淌着敢于实践的宝贵精神，促使他去完成对中国古建筑的保护和传承，铸就他的卓伟之业。

实践之于梁从诫，转命运之轮。

从一名历史学家走向中国民间环保第一人，作为梁启超长孙的梁从诫有着不输于他爷爷的那种敢于实践的精神，去转动那神秘莫测的命运之轮，造就属于他的不凡人生。

上世纪八十年代左右，正是新中国飞速发展的时期，由于设备的简陋和技术的生疏，中国的生态环境遭到了日益严重的破坏。了解情况的梁从诫并没有同他人一样乐观，或是成为“为我派”，决然放弃一切名与利，白手起家，把改善环境的想法转化为实践。效法他的祖父，如饮冷冰，平复着他焦灼的心情，全身心投入环保事业当中。

如果没有对北京市长刘琪的建议和论辩，就不会有首都钢铁厂的搬迁；如果没有“自然之友”这一民间环保组织的建立，那么金丝猴保护区的创立丶“野牦牛队”也就无从谈起。

敢于实践的精神流淌在家族的血液中，使他走出了学术的象牙塔，走向了自然，走向“中国民间环保第一人”。

《梁启超家族百年纵横》，不仅有人物的不同境遇，不仅有感情瓜葛与社会纠葛。还有着国家政体之间，东西方不同文化的发展与对撞。人与人之间深层次的讨论。

一滴水可以折射一个纷繁的世界，一扇门可以通向一颗温暖的心。而《梁启超家族百年纵横》就是一扇窗，打开它，洒进一片落花与与一抹斜阳，于午后斜阳下细细品读，感慨其中种种，并于其中品味他们所表现的那种敢于实践的精神，品味他们“为后世所传”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