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我最向往的地方。它于我，总存在着不可名状的吸引力。拥挤的街，繁体汉字与英文字母交织的霓虹，流淌于各色眼珠之间的那种宽广而又独立的城市胸襟。

    当然，这些感知，这种喜爱，最初的最初源自于香港电影。而王家卫，则是怀抱电影梦的我的情有独钟。巨蟹座，内敛、敏感、锐利的个性，墨镜下那个不变的憨厚的嘴角，完美的家庭。一个善良的男人，一位优秀的电影导演。《重庆森林》、《阿飞正传》、《东邪西毒》、《堕落天使》、《旺角卡门》、《2046》，罗列他的影片，用的不是“顺序”而是“感觉”，正如他的故事，总是抛给你许多宏观概念；总是即兴创作，没有剧本；华丽而又深刻的台词，却总能真实地塑造出一个一个让人着迷的人物；虚实并生间给你象征的图腾，泛着人生谜题的暗红。所以最好不要期待系统的“剧情”抑或“背景”，只是好好地去享受他带你进入那个大时代，那分分秒秒，暂且收起你的理性精神，用感性去品味，去感悟，甚至免去与他人交流，这一刻，只倾听自己的声音就好。

    《春光乍泄》（《Happy Together》）是王家卫故事集中的一个，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部电影。不是因为1997年戛纳电影节上的金棕榈，不是他运用同性恋敏感题材的勇气，也不是因为自此他获得了广泛的认可，而是因为这部电影让我重视了爱情，正视了生活中的漂泊无依，思考了到底什么才是生活的归属和理想状态。

    故事其实很简单：何宝荣和黎耀辉是一对同性恋情侣。何宝荣，任性、脆弱，难以捉摸；黎耀辉，宽容中却是一味地退让、妥协，他在等待追寻自己的生活，同时又纠结于自己的不坚决。他们就在这种分与合，爱与不爱之间游走徘徊，这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们的分离。

    自香港至阿根廷，“有一日何宝荣买了一盏灯，我觉得好靓，我好想知道灯罩上那个瀑布在哪里，好不容易才知道叫伊瓜苏（世界上最宽的系列瀑布，宽度极致达4000多米）。本来想着到过瀑布就回香港，结果走错了路”，“他说同我在一起好闷，不如大家分开一下。有机会再由头来过”。黎去了酒吧做招待，何则整日与鬼仔厮混。可世界太小，酒吧偶遇，几经周折，两人再次走到一起，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原点。“有些话我没有讲给何宝荣听。其实我不太希望他太快复原。他受伤那阵，是我同他最开心的日子。”可再美的探戈也无法在不信任和猜忌的不安中延绵永远。小张（黎工作地方的伙计）一次无意间接听了何打给黎的电话，惹出了何的猜忌，像是灰尘中间的一丝风，瞬间晴空不再，终得曲终人散。

    浪迹天涯的小张去了乌苏里亚，实现了他的梦想，站在了世界最南端的灯塔上；黎独自远行，“我终于来到大瀑布。想起何宝荣，我觉得好难过，因为我始终认为，站在这瀑布下的应该是两个人”，最终回到了香港；何独自一个人，租下黎从前的出租屋，抱着黎的毛毯，像个孩子一般的失声哭泣。

     爱情，是否真的存在基本的定义。我们又是否真的懂得爱情、会爱。我们是不是可以接受那种不论它发生在谁之间，但是有基本的信任、责任与独立的“爱情”。我们拥挤的心是不是仍有时间、空间停下来，找个角落去思考这一切。其实爱情里无所谓对象、时间、地点，本不存在众多界限，那不过是人们增设的阻碍。坦诚的眼神，坚定的脚步，愉快的合着拍子，紧凑而又自由的旋律，彼此搀扶，此曲探戈不停舞，音不绝。

    影片最后，黎于1997年重回香港，有意无意地强调1997年这段特殊时期，邓小平逝世，香港回归，结束了近百年的漂泊，正如片中的三个人，经过生活中的漂泊无依，几经追寻，最终找到了一个根，等到了一个结果，走入自己想要的生活。

    我们的生活总有人围绕，一个或多个，亲密或疏离，或许在一起但并不快乐，或许快乐却已分离。可是生活的节奏太快，我们又好像很难察觉很难去思考，那些我们爱的人和爱我们的人，那些我们拥有的和已经失去的，是否足够年轻再去追梦，以及我们究竟想要的是什么，究竟想要怎样的生活状态，何时才能寻到一个根可以不再漂泊无依。

    在《Happy Together》的快乐乐曲中，台北的街道车如流水马龙，望着大红银幕上哗哗上卷的演职员表，我陡然失神。如果说生命是在一个个因果中交替，我只能说，还好自己是自己的生命的唯一导演，什么才是生活的归属和理想状态由我们自己找寻确定。偶尔停下来想想，我是否快乐，今天过得如何，活在当下就好，时常体味别人对你的爱，哪怕是细枝末节。即使生命苦谛，我也总会有快乐相处的真知。

                    本文获“第三届读书观影有奖征文”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