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电通”，这或许是一个似乎已经被历史所淡忘的名词。可它却是一代人心中永不忘怀的记忆，永不覆灭的激励，永不枯朽的“英雄”。你可能要说我言过于实了，可历史却永远是最公正的，最诚实的。

    面对祖国的山河飘絮，外强的肆意进犯，政府的腐败无能，人民的水深火热，中华民族苦难的深重已经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无法承担。当日本人的炮火燃尽东三省，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笔杆英雄”们纷纷拿起了文艺的武器誓与妄图分裂我中华者抗争到底。

    1933年是中国电影的丰收年，可新兴电影遭受到的巨大政治压力已被迫左翼电影人迫切需要寻找新的电影阵地。经过商议，左翼地下电影小组准备将上海作为电影的新阵地。选择上海作为新的电影阵地的原因，除上海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客观原因外，更加主要的原因是上海是当时中国进步青年的汇聚地。当时的上海，并没有炮火的袭扰，言论相对自由，这就使得好多有志进步青年都来到这片土地上苛求释放自己的理想，传播自己的言论。

    1934年于上海，由田汉、夏衍、司徒慧敏等五人组成的地下电影小组，策动司徒慧敏堂兄的“电通电影七彩制造公司”改组“电通影业公司”，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电影运动的领导，“电通”也成为第一家由左翼影人主持的有声电影影业公司。也许当初谁也没有想到，电通影业公司将续写一首首辉煌热血的唤醒激励民众的战歌。

    《桃李劫》是电通影业公司成立后的首创之作，这部我国第一部全部有声电影凭借爱情题材向我们演绎了真挚的青春爱情却不敌于无情社会的创伤悲剧，痛诉了社会的不公与以善良青年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人民大众的悲惨命运，引起无数中华热血青年的共鸣与觉醒。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影片插曲《毕业歌》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由于歌曲表达了一代青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激情，不但“当时许多进步青年唱着这首歌奔赴抗日救亡的战场”，而且“唱了一代又一代，依然激动人心。”

    《电通》是电通影业公司为配合电影的宣传与发行，于1935年出版的半月画报。《电通》在当时上海的发行量就有4万册之多，足可见电通影业公司“民心所向”。这本看似普通的电影画报，却承载着太多的历史烟云，这其中既有光荣与使命，又有着血腥与荒谬，揭开了国民党反动派新兴“文字狱”的大门。

    1935年，电通影业公司着手拍摄完成了其第二部电影《风云儿女》。《风云儿女》是电通影业公司真正意义上的一部纯粹宣传抗日救亡的电影，影片因此被称赞为“率先吹响抗日的号角”。影片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更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被选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

    《风云儿女》影片巨大成功的背后依然付出了沉痛的代价。田汉在完成了影片《风云儿女》的文学故事之后，就被国民党政府以“宣传赤化”的罪名逮捕。田汉被逮捕时，也是他刚刚完成伟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歌词初稿之时，为了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搜查，情急之下的田汉将歌词初稿塞进了烟盒之中。得到田汉被捕消息的聂耳在悲愤之余一夜之间便完成了整个《义勇军进行曲》的谱曲工作。如此才有了《风云儿女》那激励无数中华儿女的主题曲。

    1935年下半年，电通影业公司更是连续拍摄完成了以宣扬人民自由、民族自由的爱情悲剧电影《自由神》和中国第一部喜剧片《都市风光》这两部电影，在当时影响深远。

    电通影业公司鲜明的政治倾向，为当局所不容，被国民党当局定义为“赤色大本营”。1935年底，由于银行方面遭受国民党政府的巨大压力而不予电通影业公司贷款，这个纵横抗日救亡电影阵地的“英雄”被迫淡出“江湖”。“电通”的历史尽管只有短短的一年，但却出品了各有创新的四部影视精品《桃李劫》、《风云儿女》、《自由神》、《都市风光》。

    电通影业公司是第一个由中国共产党电影小组直接领导的左翼电影公司，由夏衍、田汉、孙诗毅负责电影创作，司徒慧敏担任摄影场主任，编剧、导演、演员则是由袁牧之、许幸之、王莹、王人美、吴印咸、聂耳、贺绿汀等一批年轻有为的左翼喜剧工作者、左翼影人、摄影家、音乐家、美术家组成。正是有了这些早期中国共产党的精英团队，才造就了电通影业公司的至上辉煌。

    在中国支离破碎，战火四起之时，“电通”这位横空出世的“英雄”却以他傲人的剑锋为中国人民劈开自救的大门。电通影业公司不仅是救国的英雄，更是艺术的经典，只愿不被大家所遗忘。

    面对“电通”这位救国的“英雄”，我只想用影片《风云儿女》的插曲《毕业歌》里的一句青春不老的歌词来表述我的心声：“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名族自救的巨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