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夏，朝鲜停战谈判进行两年多，有希望达成协议时，党中央向开城停战谈判代表团增派大批工作人员。我是六月份接到命令的，当时我已成家，半年前爱人结婚刚9天就去志愿军司令部机要处工作。我把家里仅有的家当打成一个大包袱，交给我的股长高智同志（后来任毛主席机要秘书）家寄存。穿上志愿军军装，由股长王午辰带领我们二十几名译电员出发了。
一到安东，看到的是一片战争景象，连接中朝的鸭绿江大铁桥被炸得千疮百孔，另一座大桥被彻底炸毁。远处不时传来飞机轰鸣声。大桥两侧有志愿军高炮阵地，还有苏军高炮阵地和一些戴大盖帽的外国人，听说这是秘密援朝的苏联空军，他们都穿戴无任何国别军种标志的草绿军装。听早入朝的战友说，苏联空军主要是试探美国空军实力，对我地面部队也起到掩护作用。他们只在北方空域作战，绝不飞越三八线，免得万一被击落授人以柄。
我们是黄昏通过鸭绿江大桥的。为避开美国飞机狂轰乱炸，我军的战争运输线主要靠汽车夜间运行，白天隐蔽休息。黄昏和黎明汽车可以快跑，此时飞机看不清地面景象，等天黑下来则开小灯慢行。还发明了被称为“土雷达”的防空哨阵法，即在交通线上每隔一段距离设一个哨所，只要发现敌机就鸣枪报警，车队听到枪声就熄灯、停车、隐蔽，美机俯冲下来什么也看不清了。这办法很灵，听说在北方设立防空哨所和维护交通线就动用了一个军的兵力，以保障战争生命线畅通无阻。
我们坐车的那个夜里，天下着小雨，听着远处飞机轰鸣声，看着高射炮火、信号弹、照明弹放出的火光，心情异常兴奋。大约快到平壤，这里是美国飞机重点封锁区，美机几乎不间断地巡逻、投弹、扫射，还在交通繁忙路段投照明弹。还看到远处有人打手电筒、放信号弹，这是潜伏特务引导美机来炸地面目标的。公路上常见到炸弹坑，朝鲜老乡和我军护路队随炸随修。我们车队遇到一个横在公路中间的大炸弹坑，不远处还有一米多高未爆炸的定时炸弹，汽车只好绕行走偏僻的防空哨所稀少的二、三级公路。突然远处传来枪声，美国飞机已经俯冲下来，司机叫大家赶紧跳车隐蔽。轰轰轰一片火光，三枚炸弹在附近爆炸。车上的小王可能睡着了，刚站起来就被炸伤腰部，鲜血直流，与当地驻军联络及时送到医院。我们披着雨衣，蹲在栽有苹果树的稻田里，议论着刚发生的惊险一幕。有的说美国飞机也不怎么样，三个炸弹只炸伤一个人的屁股。可有经验的司机认为这架飞机是路过的，偶然发现了我们，若是在这一带值班的，准会返回来继续投弹、扫射、放照明弹，直到把汽车炸毁。
我们一入朝就挨炸，消息很快传到志愿军司令部和开城，那里的战友也为我们捏了一把汗。车行到沙里院附近，这是美机最重要的封锁区。车队要过大同江，江桥早被炸毁，车辆和人员物资只能在夜间靠浮桥摆渡过江。来往的车辆很多，过江要排长队，有的等了一两夜都过不去。送伤员的、拉弹药的、运给养的车辆优先过江。我们持有中央签发的特别紧急通行证，经联络一位人民军大校，优先安排我们过江。我们坐在汽车上，车“坐”在摆渡的浮动桥上过江。在战火纷飞的雨夜过大同江，太令人振奋了！
朝鲜停战谈判，中朝苏三方曾商定，由毛主席领导，周总理掌握。谈判代表团向中央请示报告的密码电报，通常是呈毛主席、金首相并报彭司令员，以求战场配合。停战谈判从1951年7月10日到1953年7月27日签定停战协定，用了两年多时间，边打边谈，打打谈谈。谈判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划分军事分界线，二是战俘遣返问题。
划分军事分界线，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建议仍以三八线为界。战场的实际情况是经过五次战役，战线基本稳定在三八线上。与原来的三八相比，西线我向南推进了一些，东线敌向北推进了一些。敌比我推进的地区稍大一些，但多为山区，人口少经济不发达，而我方推进的地区，人口众多，经济交通发达。因此，就地停战并以双方实际接触线划线，对我较为有利。但在谈判中，美方荒唐地提出他们有“海空优势”，天空和海上的战线远远超过地面战线，划线时应给予“补偿”，妄图讹诈我方12000平方公里土地，这理所当然遭到我方拒绝。美方代表耍赖，拒绝发言，静坐长达130分钟，还叫嚣“让大炮去辩论吧”。实际上他们不甘心失败，还想在战场上较量一下，不久发动了“夏季攻势”，结果被毙、伤、俘78000多人，我方仅伤亡33200多人。这再次验证了“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休想在谈判桌上得到”的老话。随后，我方主动提出以双方实际接触线划线，并各自向后退两公里作为非军事区的建议。划线问题于1951年11月22日达成协议。但战争并未停下来，因为还有战俘问题要解决。
按日内瓦公约和国际惯例，战争结束以后，交战双方应无条件、全部释放和遣返战俘。美、英等国都是日内瓦公约签字国，却凭借其俘虏我方人员较多（美方提供给我方的中朝被俘人员数字是83000多人），拒绝按日内瓦公约和国际惯例办事。在遣俘问题谈判一开始，竟提出“一对一交换”“自愿遣返”，妄图扣留约20%人民军和68%志愿军被俘人员。其阴谋由来已久，早在1951年他们就从南朝鲜和台湾调大批特务到巨济岛、济州岛等战俘营当“教官”“管理人员”，疯狂迫害战俘，成立所谓“反共抗俄救国团”，拒不参加的便遭毒打甚至杀害，被迫参加的在身上剌上“反共抗俄”字样。遣俘谈判开始后，搞什么战俘“甄别”，强迫战俘在《拒绝遣返自愿书》上签字画押。逼迫我方被俘人员断了返回祖国的念头。本来不成问题的遣俘问题却在谈判中成了时间拖得最长、斗争最激烈的问题。在激烈的争论中，美国的阴谋不能得逞，便接二连三提出休会，1952年4月单方面宣布无限期休会，谈判中断。实际上美国搞的还是谈判时想打，打不赢又想谈的老一套，逐于1952年10月发动了“金化攻势”，就是我们说的上甘岭战役。我军经过43天激战，歼敌27000多人，上甘岭岿然不动，美国人才老实一点。1953年春，中断了六个多月的谈判，得以恢复，这与我方在遣俘问题上作了适当让步有关。3月20日，周总理发表声明，提出“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的战俘转交中立国经过解释以保证对他们的遣返问题公证解决”。又指出“我们坚持全部遣返原则，但在时间上让了一步，分两个步骤实现战俘遣返”。到1953年6月8日，签订了《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职权范围》，遣俘问题谈判达成协议。
中立国由五国组成，波兰、捷克是朝中邀请的，瑞典、瑞士是美国邀请的，担任中立国主席的印度是中美共同邀请的。中立国的主要任务是监察停战和遣返战俘，为此成立了监察和遣返两个委员会。根据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规定，在交换战俘之先，双方都派出国际红十字会代表团到对方战俘营视察访问，了解战俘营履行日内瓦公约情况，与战俘对话，进行解释工作，争取更多战俘返回家园。
我作为译电组长，与张圣德同志一道以志愿军通讯军官身份参加了中朝红十字会代表团，团长是某军政委，付团长是毛主席命名“万岁军”的三十八军参谋长李际泰将军，对方红十字会团长是美军少将。双方红会人员都穿便衣，佩戴红十字袖章，都以民间人士身份出现。同行的还有几十名志愿军干部战士，他们是负责挖掘搬运埋在北方联合国军战死人员尸体的。这支奇异的混合车队在雨中行驶，走的大部分是盘山险路。有几次路面塌方，修好路面，车队才缓慢通过。开车司机格外谨慎，万一出事将会酿成外交事件。车队到达1951年4月成立的碧潼战俘管理处，这里地处鸭绿江南岸，三面环山。我们进入这座战俘营，看不到铁丝网、碉堡、探照灯，也看不到大批军警巡察，只看到入口处有卫兵站岗。战俘营主任讲话称战俘为“同学”，说这里不是监狱，不是集中营，而是一所特殊的学校。听说有个别战俘逃跑过，没处去，被朝鲜老乡送回来，成了二次俘虏。碧潼俘管处收容5000多人，其中美俘3000多人，英俘1000多人。双方红十字会代表团在碧潼礼堂举行与战俘见面会，发放馈赠品进行慰问。战俘们两年多来受到良好优待，看上去个个健康，情绪高涨，不断鼓掌，用英语和不熟练的中文喊话，吹口哨，扔帽子，场面相当热烈。经过实地视察、参观、听取俘管处当局汇报，与战俘谈话，参阅战俘生活和参加各项活动的画册，全面了解中朝战俘营的情况。在这里，战俘除了卫生值勤外，不参加任何劳动，吃有充足的粮食和肉类，发有崭新的服装和棉被。各种文体设施齐全，战俘们经常参加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夏天可游泳，冬天可滑冰，打冰球，还可钓鱼。战俘们自己成立图书阅览室、小乐队、小剧社等。还专门设立了战俘邮箱，为战俘给家人通信提供方便，战俘们收到家信欣喜若狂，互相传阅。尊重战俘宗教信仰，为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的信徒提供良好的活动场所，每逢圣诞节、复活节、古尔邦节等，都举行庆祝活动和演出节目。有一位美军师长迪安少将（曾被美国误认为“以身殉职”追授国会荣誉勋章）在战俘营过得很好，体重增加三十斤。52年11月举办了由各战俘营来的500多名运动员参加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盛况空前。红十字会还在礼堂观看了战俘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战俘营当局对联合红十字会的工作和活动提供便利，积极配合，对此红十字会十分满意。
坚持遣返的战俘直接遣返。红十字会到板门店视察直接遣返战俘的交换工作。美英等国直接遣返的战俘衣着整洁，精神饱满，不少人还带着战场上保留下来的乐器等物品，甚至有美英被俘人员在汽车上高举中朝两国国旗向交接地点开进。交接完，美英战俘临走时争着和我方人员、红十字会人员握手，高呼感谢口号，拥抱告别。相反，每一批送来坚持遣返的中朝被俘人员衣着破旧，形同囚犯。不少人举着冒生死危险自制的国旗，热泪盈眶，纷纷控诉美、李战俘营虐待迫害的种种罪行，当场向红十字会交控诉书、抗议信。对比之下，在国际舆论面前，中朝模范履行日内瓦公约、奉行人道主义优待俘虏，赢得了国际赞誉。有的外国记者和知名人士称“中朝战俘营是世界上一等的战俘营”，“中国人改写了世界上战俘营的历史”。
不直接遣返的战俘，中朝方面约有22600多人，其中志愿军被俘人员14700名。根据协议，这些人先交印度部队接管。遣返工作应在接管之日起90天内完成。由于美国和李承晚集团的破坏阻挠，解释工作拖到10月15日才开始，到12月12日仅进行了十次。由中立国护送到板门店听解释的约1700多人，仅占应遣返人数的15%，回来的仅有130多人，由印度看管部队护送向志愿军接收军官移交。此后，美方不顾中朝和中立国反对，单方面宣布解释工作结束。印度中将蒂迈雅也宣布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全部工作结束。中朝很多被俘人员又被押回美、李战俘营，有一万多名志愿军被俘人员被裹胁到台湾。
战俘要遣返，战死人员的尸体也要“遣返”。在碧潼我和战友们参观了挖掘、搬运在交战初期联合国撤退时埋在北方的战死者尸体。挖掘、搬运都在联合红十字会人员视察下进行，按照对方提供的埋葬地点、名单，由专门负责此事的志愿军搬尸队进行挖掘。挖掘工作又脏又累相当辛苦，掩埋的每一具尸体胸前都放置一个密封的小瓶子，内装战死者部队番号、姓名、军号、职务等信息。这个小瓶子必须找到，这是交接尸体的唯一凭证。由于朝鲜北方气候寒冷，有不少成形的尸体，用对方提供的专用装尸袋装好密封。已腐烂的尸体，要把信息小瓶子和人体尸骨都找齐包装好。这些尸体由搬尸队随同红十字会运到板门店互相交换。交换回来的我志愿军烈士遣体有12000多具。后来埋葬在开城烈士陵园，公墓面南而立，浩气长存。
停战后，机要处的工作未减轻，反而加重了。根据停战协议，在北方设立五个口岸办事处，由五个中立国和我们军方参加的联合观察小组监察停战，还有一些新成立的工作机构，都要派出机要员勾通情况，机要处又从中央机要局调来一批译电员。我们的工作依然紧张繁忙，但在新的和平环境里，心情轻松多了，工作之余积极开展文体活动。机要处成立了兰排球队，球队起名“铁流队”，我也被选入蓝排球队。我们的球队还请来“志政”体工队教练员进行训练。1954年“五、一”劳动节，志愿军谈判代表团在开城人参广场举行运动会，规模很大，我们铁流队夺得排球冠军、兰球亚军，至今我还珍藏着捧着代表团首长颁发的冠亚军锦旗的全体队员合影。我们球队还时常与友军朝鲜队和中立国波兰、捷克代表队比赛和联欢、宴请，增进了友谊，丰富了战地生活。停战后不久，由贺龙元帅担任总团长的祖国慰问团到朝鲜各地慰问。我有幸参加了在开城大礼堂慰问志愿军谈判代表团的文艺演出，观看了艺术大师梅兰芳的“贵妃醉酒”、周信芳的“徐策跑城”、马连良的“借东风”等京剧折子戏，还参加了代表团、慰问团共同举办的交谊舞会，与部队首长、中立国外宾、“志政”文工团员跳交际舞。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回首往事，历历在目。举世瞩目的朝鲜停战谈判，为我党我军谱写了世人称颂的光辉历史篇章。仅以此文献给伟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六十周年。
抗美援朝纪念章
开成谈判代表团机要处 李勇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