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7月的一天，陕北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部长艾楚南找我谈话，要我去财政部属下的印钞所当工人，印票子。
印钞所是归陕北苏维埃政府领导的，共有十多个人，张子贞同志是负责人，地址在延川县的石油沟。不久，红军第二十五军上来了，在永坪川开了一个大会，我也去参加了。那时我参加革命工作才有一年时间，热情很高，工作很卖力，我干的是第一道工序，活儿较重，很吃力，但这点苦比起我在农村时受的苦要好多了。这年十月，红军打下了瓦窑堡，陕北苏维埃政府要搬到瓦窑堡，我们印钞所也一道迁往，到了瓦窑堡后，我被分配在打号码的岗位上了，活儿是较轻的，但也很麻烦。当时的号码机是一个橡皮做的，经常要坏，坏了就要停下来用胶水粘，可见当时的条件是多么简陋。
大约在古历的十一月份，中央红军来到瓦窑堡了，进城的是中央机关。进城后，中央财政部就住在我们印钞所的那个院子里。过了不几天的一个晚上，在两个煤油灯下林伯渠部长给我们开会，宣布；印钞所是中央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单位，同时决定；贺子珍同志为所长，张子贞同志为副所长， 还宣布了银行的负责人，曹菊如同志是副行长兼会计科长，曹根全是出纳科长。
中央红军来到陕北，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是一个关系重大的转折，一方面，刘子丹、谢子长领导的陕北红军开辟的根据地为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已经精疲力竭的中央红军提供了一块落脚之地，为日后的抗日战争奠定了好的基础；另一方面，陕北红军在红二十五军上来之后左倾路线已经发展到了顶峰，把原红二十六军的大批主要领导干部都给抓起来了。在这样危险的时刻，党中央来到了陕北。这时的党中央是在遵义会议上确立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执行的是一条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不仅挽救了陕北党的危险，而且认真纠正了中国共产党内左倾路线所造成的严重损失。党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会议，向国民党发了通电，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我们印钞所归属中央财政部领导后，由于生产任务增大，因而人员也就要增加。1935年冬，印钞所调来了很多人，有原地方上的同志如王慈、李应海、李生忠等，也有由中央派来的同志如郭金海、黄秋胜、朱华民等。总之，印钞所由原来的十多人扩大成二十多人了。但是生产设备依然十分落后，木头板、老洋布，印出來的票子质量非常差，直到36年春之后，由于改進了設备，票子质量才有了较大提高。
贺子珍同志当我们所长期间，在工作上对大家要求很严格，对下面的同志十分关心。我当时是所里的年轻人，工作很积极，她对我很喜欢。有一天下班后，她对我说；“小高，今天我带你到我家里去玩”，我当然是十分高兴地随她去了她家。毛主席和她住的地方是租借农民的一院房子，显得很破旧、很简陋，与后来在延安杨家岭、枣园住的房子那是没法相比的。门口的小房子是警卫员和炊事员住的，正面的一间窑洞作为卧室，另一间作为办公和会议室用。贺子珍所长领着我进了他们住的窑洞，我看见地上放着一个木炭火盆，上面架了一个用铁丝弯成的架子，架子上正烤着馍片，旁边放着一个小方桌，桌上放了一盘油泼辣子，一盘咸菜，还有一盘炒洋竽丝，碗里装的是小米稀饭。毛主席正在家里看文件，贺所长笑眯眯地向毛主席介绍道；“这是我们所里的高万英同志，他工作很积极”，主席站起来和我握了一下手，他个子很高，亲切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关切地询问：“工作一天下来，累不累啊？ ”我随口答道:“我年轻，一点儿也不感到累。”主席满意地对我笑了笑。我怕影响他们吃饭和休息，便告辞出来，一路上我心里美滋滋的。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解放后，我曾多次到北京参加部里的会议并受到毛主席、刘少奇、朱老总、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及合影。但是，那些都是集体接见。而这次是在主席家里，面对面地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并且还和我握了手，我的心情很激动，以至于我一生都清晰地记得那幸福的一刻。
贺子珍同志担任我们的所长时间不长，大约在1936年春天，她就调走了。不久，副所长张子贞同志又病故了，上级决定由朱华民同志担任印钞所所长。36年秋，组织上把我从印钞所调到了陕甘宁边区银行，我成为一名银行会计了。
党中央在保安（现在的志丹县）住了八个月，在这八个月中，党中央和毛主席正确分析了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做出了一系列重要的举措：争取到东北军张学良将军与我党的密切接触，他接受了我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同意让出延安。1937年元月，党中央迁往延安，从此，延安成为我党的战略指挥中心。与此同时，我党致电南京国民党政府，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提出要求组织两党共同反日的统一战线，并派遣代表团进行谈判，但蒋介石仍然拒绝共产党的主张，直至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他才被迫接受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这一时期，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为结束十年内战、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一个大转折奠定了基础。
（高锦延 荐）
注：本文节选自高万英同志自传《我的一生》。高万英（1915-1998），陕西吴堡人。1934年10月参加革命，1937年入党。曾先后任陕甘宁边区印钞所工人，陕甘宁边区银行会计、绥德专署二科科长、财政处处长。一野独立旅供给部副部长、渭南军分区供给部部长。解放后先后任陕西省财委办公室主任、省建工局局长、省城建局局长、省重工业厅副厅长、秦川厂党委书记、省石化局副局长等职。推荐人高锦延系高万英长子，原任我校统战部部长，陕西省第七、第八届政协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