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

——《实践理性批判》Immanuel Kant

 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蔡元培、梁启超、章士钊、辜鸿铭、刘师培、黄侃、钱玄同、朱光潜、梁漱溟、蒋梦麟、吴梅、刘半农、罗家伦、傅斯年、闻一多……一九一九年还在世的人现在大都已经不在了，但这些风云人物彷佛穿过历史的烟云，朝着后来者走来。

 郭沫若、钱钟书、钱学森、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沈从文、徐志摩、郁达夫、任鸿隽、胡明复……太多熟悉的姓名无法一一列举，这是一批直接在“五四”精神的沃土上成长起来的又一代人，具有一种典型的共有特质：他们可以在极其艰苦的物质条件下，保存自己极其丰富的精神世界，创造出科学、文艺等各个领域极其辉煌灿烂的成绩和硕果。

 1919年5月4日，当时中国清醒着的一批人抡起大斧，对准一个密不透风的禁锢着的漆黑的名叫“旧中国”的罐子狠狠劈了下去。缺了几千年氧的怪胎一下子暴露在大风大浪之中，运动和改革的大门从此再也关不上了。新文化、新思想、新观念、新气象如洪水般向因循守旧的世界东方冲来，与旧的一切发生着激烈的碰撞和摩擦。

 变化开始在中国蔓延。中国社会的根本改变起步不久：十年前的社会和一百年前的社会千差万别，但一百年前的社会和一千年前的社会没有太大差别。“五四”的先河功劳不言而喻。中国，从此有了起色。

 九十一年过去，风雨一挥间。又到“五四”，每年这个时候，总会有中央领导去五四运动的心脏——北大。所以北大每年总有一个时候会感到自己加万千宠爱于一身，那也就是每年的“五四”时分。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给予北大的一种特殊照顾，给予“五四”的一种特殊尊重。

 看了今年“五四”温家宝总理去北大的记录。作为青年人，我们感到一种自豪。“五四”后成长起来的中国几代最优秀的学者是一类精神偶像。他们留下来的遗产，从来都是宝贵的食粮。丰博的学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这一切又与先于天下的严峻思考，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锐的抗争精神相结合。这种精神合成的魅力哺育着青年的思想。“科学”与“民主”是公认的“五四”口号，二者作为刚柔结合的象征，构成了“五四”的精神支柱。

 静静审视“五四”带来的财富，突然觉得其中最重要的核心，应该是在爱国主义的框架下充塞满了的“反传统”、“反封建”、“反保守”、“反守旧”四面大旗！

 鲁迅有言：“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鲁迅宁愿自己来肩负那“黑暗的闸门”，让青年少读或不读中国书；而钱玄同更主张将四十岁以上的人全杀掉……由此可见大师们对于落后的封建的愚昧的不敢向前走的旧的世界是多么的憎恶和痛恨。“矫枉”需要“过正”，开始“过”一点，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后来可以慢慢修正，真理越辩越明。

 后人思考导师们的教诲，明白者自然能体会到那些似乎有点偏激的言辞不是要让人机械的照搬，但也绝不是一时的激愤之语。

 人无法达到绝对的自由，这话用于人的思想同样成立。中国各处是壁，然而无形，像“鬼打墙”一般，使你随时能“碰”，能打这墙的，能“碰”而不感到痛苦的，是中国型的胜利者、大众心目中的英雄。除旧，是件异常困难的事情，特别是在中国。立新，更是难上加难。封建的流毒和鬼影至今还在中国人身上有着或深或浅的闪现。例如你细细观察身边的人或事，很容易发现中国人的性情特色。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又来调和，愿意开窗了。中国人习惯“按照惯例”去处理问题，不敢正视新的挑战，因为他们能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或者把新问题都抠掐成老问题的模子去套，而自以为这是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狡猾。一天一天的满足，即一天一天的堕落，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似乎这现象还和人的年龄成了正比，世故的多了，会越发有熟练的手段。在事实上，冲突一次，即添加几个罹难的勇士，后来每不想改良变革，而顾去赞美那几个勇士；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士，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拿起大刀上前砍，却又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士。这便是人们老说“死了的都是好的”的由来。

当代的青年，肩负着对“旧”的批判和诅咒的使命。在辨证、客观的认识下，放手、大胆去与之作斗争吧！严厉的批判，决绝的反对。继承“五四”的衣钵，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改革、创新、进步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冷笑家和围观看客们的赞成，是在见了成功之后的。

说话到真人强烈的反对，比起一潭死水毫无动静来，是一种幸福。在星空下仰视“五四”是一种幸福，在五四的星空下成长，更是一种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