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校1994年4月出版的庆祝建校五十周年的校史，在后记中提及我参加了编写工作。但是该书在叙述“北京工业管理学校的前身是北京市高级商业职业学校”（见该书第6页）的史实中却有一些疏漏或错讹之处。

    应《校友》刊物之邀，本着还历史本来面目之愿，兹将有关史实分述如下：

    一、 关于“北平”与“北京”的名称演变。写到此似离题甚远，但不写又不能把历史本来面目讲明白。北京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城市和七大古都之一。古代称蓟，春秋战国时为燕国都，唐代为幽州，辽时称燕京，元为大都，至明、清始称京师，通称北京。民国初期仍沿用此名。

    蒋介石发动1927年4月12日反革命政变后，逐渐与汪精卫合流，1928年改北京为北平特别市，1930年改为北平市。依笔者愚见，蒋、汪的这些做法，无非是抬高南京和武汉的地位而已。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定都北京，彻底结束了蒋家王朝。

    二、上面提及的庆祝建校五十周年校史，我猜测编委会主要取材于景逸庵先生1939年撰写的高商校史（现存我校档案馆）。景老先生多年在高商主持校务，我是1948年秋考入高商会计专业的（当时“专业”称“科”），景老先生仍主持校务，足见其阅历甚丰。但1939年撰写的高商校史，我发现至少两处有误：

    一是称民国二十六年（即1937年）十月北平易名北京，本校改名为北京市立高级商业职业学校，云云。经查权威性史料（主要是《辞海》和胡绳主编的《党史》等），有关“北平”与“北京”的演变历史沿革，前已叙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中国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已经开始，所以“十月北平易名北京”之说实为无稽之谈。我校庆祝建校五十周年校史依据景老先生的资料，断言北京高级商业职业学校成立于1937年也是不对的。

    二是北京市立高级商业职业学校的校名的起用时间问题。1949年9月21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北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并将北平改名为北京。此前的三大战役之一为平津战役。因此，北京市立高商校名的起用，只能在此以后而不可能超前，大体应与建国同步。

    依笔者愚见，北平市立高级商业职业学校应成立于1929年。因为景老先生撰写的校史有云：“民国十八年（注：即公元1929年）五月七日，教育局训令将本校改为公立商业学校，按照中等教育段职业学校办理。”这里至少已经讲明，向前追溯到民国八年（即公元1919年）由当时的民国教育总长范源廉出于实业兴国的理念，在前门外琉璃厂、崇文门外打磨厂、东城区灯市口等地创办的各类商业补习学校，主要是招收一般实业商店的学徒伙计，每晚授课，以教授簿记会计商业知识为主，性质上只相当于非公立的夜校、补习班之类。这段史实确有，但融为校史笔者以为有些勉强。

    三、1929年市立高商建立，次年初即由灯市口迁至宣武门内未英胡同校址。此校址坐落在宣武门内著名的天主教大教堂后，似为满清官宦宅第，按当时条件办学尚可。我1948年考入该校时校长仍为肖铭九，景老先生撰写的校史中已提及他的任职，可见他也是“老资格”了。该校虽然规模不大，却是当时国共两党斗争的一个小据点，国民党的军统、中统和我党的民青、民联等地下外围组织皆有活动。我当时只有15岁，年幼无知，但我哥哥和现我校离休干部我的同班同学谢景荃以及原陕西省委书记张勃兴等都是地下党员或党的外围组织成员。张勃兴是我学兄，解放后受党的委派参加了南下工作团。

    北平和平解放后，肖铭九和景逸庵等去向不明。以教师身份掩护在本校工作的地下党负责人施宗恕同志出任第一任校长（后任首都师范大学党委书记至离休）。当时我在高商会计专业还只读了一年书，但我入学时的同班同学51人解放后只剩下了20人左右。我回忆有些人是参加革命南下了，有些人则是怕暴露“反革命”的真实身份逃跑了。

    北京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接管该校后，考虑原校址不能适应办学需要，遂迁至前门外香厂路另建校舍，设立会计、统计、工厂管理三个专业（当时名“科”），并将原在香厂路的大世界剧场办学的商育中学并入该校，改名为北京市财经学校。该校开始招收女生入学，但男女生是分班授课的。我校现仍健在的离休干部冬晖，就是当时商育中学的负责人之一。

    我是于1951年5月留校任教的。当时离我毕业还有三个月，但校方说，只要你参加毕业考试取得合格成绩，仍照章发给毕业证书。我就同意了。由此可见当时教师的奇缺程度。我是当年留校任教的第一人，随后毕业时与我同年级留校的有仍健在的有我校离休干部谢景荃、原西安市统计局长张可（原名张履垣）、北京机械工业学院的王佩琦教授等同志。

    四、北京市财经学校虽然当时是一所中等专业学校，但是在教育教学上很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社会主义建设的合格人才，加之解放初期人才奇缺，更受到各级政府部门的重视。据我回忆，1950届毕业的该校学生就有十余人被分配到外交部驻外使领馆担任会计工作。我校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崔广潭、李景煌、王玉欣和前文提及的王佩琦教授等都毕业于这所学校。我本人也在这所学校从事教师工作，并在业余时间接受中国人民大学的函授统计专业教育，取得了时任该校校长吴玉章颁发的毕业证书。后因患病作了大手术声带受损，才改为从事党务和行政工作直至退休。

    1954年北京市人民政府考虑到该校香厂路校址已不能适应办学需要，遂划拨专款在复兴门外展览路南的百万庄二里沟一带选址建立了新校舍。我担任了建校工作组负责人的工作，即代表甲方监理东北来的建筑公司的施工。当时新校舍建设已初具规模，包括教学楼、图书馆、食堂等均初步建成。但按照当时国家教育体制改革的要求，该校在1955年移交给第一机械工业部，校址迁入北京朝阳区小庄，改名北京工业管理学校。1958年7月与第一机械工业部北京干部学校和北京机器制造学校三校合并成立了北京机械学院。该校1955年在百万庄兴建的校址，则由北京市改建为干部培训基地。

    郑启昌：退休前曾任我校经济顾问、财务处长，机械工业部教育会计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高级会计师，财政部非执业注册会计师。原北京市立高级商业职业学校校友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