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辛亥百年的反思，恰逢当今中国“世纪话语”已经逐步形成意识形态，时间量度转化成为价值标准，乃至衍生过高的幸福预期。令人不由感慨此种浅薄的狂热及其影响之深远，恐怕是百年前那一代在中国宣扬世界意识者所难以想象的。而今昔相比，总觉得缺少当年那么深沉的忧患意识与强烈的自我鞭策。

　　今天看来，对辛亥革命的研究仍有诸多薄弱环节，值得借百年反思给以补课。譬如“共和国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一类话语讲得最多，似乎已经讲够，但实际上却未讲透。何谓“共和国观念”？何谓“深入人心”？都停留于字面意义，过于笼统、抽象。“共和国观念”因人而异，不同人群有不同理解，在部分精英群体中可能确实“深入人心”，但是对于众多草根民众来说，即令肤浅理解已属难能可贵，又怎么谈得上是“深入人心”？

　　“共和”一语又不仅仅是观念，它还有一整套政治架构，包括制度、机制及至礼仪、服饰等等，都与帝王专制有明显差别。民国初年，除袁世凯因复辟帝制自取灭亡外，北洋政府其他执政者即便是虚应故事，也或多或少折现出时代的进步，不然何以当时的首都竟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其影响不仅遍及全国，而且影响整个历史进程。“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作为当年革命志士，他们历经失败，以诗词宣泄极度悲愤，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整个辛亥革命的评价则未免失之于情绪化的偏颇。

　　因此，笔者特别强调历史的延续性与复杂性。孙中山说同盟会的成立曾使他感到革命可以“及身而成”，但临终他却念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革命并未在孙中山生前“及身而成”，但也并未在孙中山身后猝然终止。以历史的广角镜来看，辛亥革命开辟的走向共和之路，至今我们继续在走。

　　辛亥革命对于中国的意义，已经被讲过许多，而其负面因素，特别是对中国社会至今仍有影响的部分，却容易被人忽略。就其大者而言，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由于当年的狂热宣传，以及其后革命者或自认是革命者的意识形态营造，也还有我们这些辛亥革命的研究者长期因袭成见，革命从手段提升为目标，乃至衍化为至高无上的神圣。此乃幼稚的荒唐，而在现实生活与学术研究中却长期成为精神枷锁。二是由于当时“反清革命”的社会动员需要，在宣传“华夏”、“炎黄”正统观时夹杂许多大汉族主义的偏激情绪。现今在弘扬中华民族凝聚力、举办祭祖寻根等大型盛典时，不可不警惕曾经为辛亥革命张扬过的汉族中心主义负面影响的滋生。（本文来自中山大学“辛亥百年名家论坛”，作者是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