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3月中央召开“两会”期间，有关民主话题的议论中，教育是仅次于通货膨胀而成为国民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对这一热点的关注，有喜亦有忧，喜的是在我国全面实现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忧的是大学生就业难。全面实现农村免费义务教育，这是我国教育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当前老百姓盼望的实现教育公平的基础；而大学生就业难也是一个十分严峻的现实问题，有人说，这是我们面临的“世界第一”的尴尬，“是我们继逐步解决国有企业下岗职工问题之后的又一个重要难题。”那怎么解决这一难题呢？要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必须找准缘由，对症下药。而这个过程，就是把握教育以及教育与社会互动的规律性问题。

 
　　有人认为，大学生就业难，是大学扩招惹的祸。但从根本上看，大学扩招既符合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世界潮流，也符合科教兴国战略的要求，还符合我国人力资源禀赋优势的实际。我们中国是穷国，要赶超发达国家，捷径就是教育和科学。我国恢复高考制度以来，出现的高考状元县是国家级贫困县甘肃省会宁县，30年来这个县走出了“百千万”人才——即以百为单位的博士，以千为单位的硕士，以万为单位的本科生。这些人寄回家乡的钱近几年每年过亿元，约相当于县财政收入的7倍。这不仅反映了教育投资低成本、高回报、远见效和多见效的规律，也反映了穷人、穷国和富人、富国最能竞争的，就是教育。

　　最简单的，往往最深刻。邓小平曾给一所小学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三个面向”，反映了教育与社会互动的最基本的规律。大学生毕业之所以就业难，一个基本原因是教育的“三个面向”不够。

　　第一，从面向现代化来看，现代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产业结构高度化，即第一产业产值和就业比重下降，第二和第三产业相应上升。为此，教育结构要和升级了的产业结构相适应。这方面，我国教育结构的转变跟不上产业结构的变化，出现结构性失业——一方面“有人无事干”，另一方面“有事缺人干”。2007年，我国大学招生数是1998年的5倍。而专业设置变动不大。这相当于四五个人争1998年的一个岗位。但另一方面，每年全国劳动力供求缺口仍在1300万至1400万人，即有事无人干。

　　第二，从“面向世界”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界和其他行业一样，都有突飞猛进的发展，但也有一个特殊的误区：其他行业的产品、企业、人等争着走向世界，以证明自己的强盛，唯独教育上培养出来的研究生及其以上的“高级人才”却窝在国内不动，尽管政策上邓小平时代已经放开，而理论界反倒争论不休，一言以蔽之——“人才流失论”，或叫“为他人做嫁衣裳”。这实际上是一种错觉。我们要深刻理解邓小平允许高级人才走出去的深意。从眼前得利看，国外发达国家薪酬高，往往是国内的几十倍；从长远得利看，放长线钓大鱼，这些人才终归会以各种形式“回流”报效祖国母亲，届时形成四面八方的人才回流的“核聚合效应”。美国两次得到这种“核聚合效应”：第一次是爱迪生时代电力的运用，尽管电的发明及其运用最早出现在欧洲，但大规模创新运用则在美国；第二次出现在二战结束之时及其以后，他们把战败国德国的科技人才抓到了手，并在此后直至今天仍然吸收世界各国人才。印度电脑软件业现在闻名全球，其起根发苗在于输出人才到国外特别是美国的硅谷，这些人才以各种形式的“回流”支撑了印度的软件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南沿海之所以率先崛起，奥秘之一是早期形成的华侨优势。经过世面的人，仅眼光就是常人所不及的；没经过世面的人，往往是“井底之蛙”。如果我们的海外华侨从现今的约五千万，再发展到一亿，中国将会成为世界一流强国。认识上的误区，延缓了我国高级人才走出去的步伐，某种程度上丧失了机遇。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趁国外还未关闭高级人才进口大门之时，加快人才输出，拓宽境外就业渠道，使我国高级人才出口真正成为人才强国战略的有机构成部分，这将是可以预期的中国未来最强大的国际竞争力。

　　从“面向未来”来看，我国高等教育的最大失误就在于“面向未来”严重不足。现代大学不同于传统大学者，就在于从过去的“两个中心”变为“三个中心”，即在教学中心和科研中心的基础上，增添了科技创业中心，其发源地是“硅谷的摇篮”斯坦福大学。我国现今应鼓励大学生在大学和大学周围以创业带动就业，应尽量减少到社会上泛泛的以创业带动就业，那是不得已而为之，往往和农民工争饭碗。鼓励不是空话，需要学校、国家、企业和社会各界营造两大机制：一是高校必须要有强大的实验室，以利于新技术变为新产品，不能使科技发明停留在论文和专利这个层面；二是社会上在高校周围要形成风险投资机制，使身怀绝技但身无分文的大学生能得到“天使资本”，从而有利于新产品变为新产业。

　　最后，政府和社会要像当年重视下岗职工那样重视大学生失业群体，为他们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大学生失业者则要抱感恩的心态领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