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生活在教师家庭，父亲是位中学教师，母亲是位小学教师，亲戚朋友大多也在教育领域工作。也许是成长环境的影响，长大以后，自己不知不觉也走上了教育工作岗位，所以每年的9月10日教师节对于我们这个大家庭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在这天，大家在家庭群里彼此祝福问候、讨论，从小学、中学到高中、大学，好不热闹。今天我想说一说我的父亲，一位在基层教育一线辛勤耕耘三十多年的老教师的平凡故事。

2007年，父亲任高三班主任，每天早出晚归，恨不得把家搬到学校办公室。由于经常熬夜上火，多年的中耳炎又犯了，但那个时候已经到了高三最后冲刺阶段，他根本顾不上耳朵的问题，有脓流出来他就用棉签擦一擦，擦不及了干脆就用棉球给堵上！就这样坚持到高考结束，学生领完录取通知书，他才满意地去医院治疗，结果错过治疗最佳时间，耳膜虽修复，但听力已不能恢复。我和母亲责怪，他却乐呵呵地说这样以后忘不了事儿，右耳朵进，左耳朵出不来了！

由于多年担任班主任积劳成疾，2008年在常规体检中父亲又查出患了糖尿病，他却谁也没说，拿了点药又照常上课去了。这事儿直到学期末母亲给他整理书桌，发现夹在书本里的病历才知道。我那时上大二，基本上一学期才回家一次，回到家看到父亲时我都傻了，比原来瘦了整整一圈！本想着暑假我和母亲敦促他按时吃饭，合理膳食，身体能恢复一下。结果没在家休息两天，父亲就和同事去做学生家访，一访就是一个假期。

2011年，母亲生病，来到我上学的城市就医。父亲当时刚接了一个班，各种教学工作要做，学生也需要熟悉，他向学校请了3天假，把母亲安排好住院让我帮着照顾就回去上课了。我那时大四马上就要毕业，空闲时间稍多，照顾母亲的工作就落到了我的肩上。一个月后，母亲病危，急需转院到北京治疗，我至今还记得那天雨下得好大，学校的毕业典礼都没参加，我就和匆匆赶来的父亲抬着不能自理的母亲坐上去往北京的列车。母亲在北京治疗期间医疗费用巨大，父亲四处筹钱，我那时收到了研究生录取通知书，也需要缴纳学费。有天晚上，我悄悄避开母亲跟父亲说这个研究生我不上了，妈治病要紧。父亲用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看了看我说，你的学要上，你妈也要治，钱的事儿有我。后来我踏上了求学的路，父亲一个人在北京照顾母亲，直到母亲出院父亲已经瘦成一张纸人。回去后，父亲主动向学校申请辞去高中班主任职务调到初中部任教，一个是因为要照顾母亲，另一个是怕家里的事再耽搁了学生。

2018年年初，一次和父亲打电话，父亲无意间说右眼这两天突然看不清，连手机上的字都看不见，看来真是老了，得配个老花镜了。我当时也没放在心上，只是简单叮嘱几句让去医院看看，父亲敷衍了几句说学校太忙，没事儿，不要放在心上，于是草草了事。没过多久，母亲打来电话说学校体检，查出父亲右眼视网膜已脱落四分之三，再不做手术眼球将萎缩，接着就要失明。母亲几次劝他向学校请假赶紧住院手术，但总是劝不动，想让我劝劝他尽快手术。连拨几次电话，在我跟母亲“狂轰滥炸”后，最终父亲妥协。视网膜脱落术后对糖尿病患者来说是最痛苦的，不但要连趴三个月，还要控制好血糖，防止眼压过高，如果控制不当，手术可能就会失败，需要重新做，又要增加手术风险。我和母亲千叮咛万嘱咐却还是改变不了父亲的倔脾气，还没一个月，父亲就复假上课了。后来我回家探望，母亲偷偷抹着眼泪跟我说，父亲上课时曾因低血糖昏过去两次，其中一次还被120送去医院抢救，把母亲吓得抱头痛哭。学校领导当即要求父亲在家好好休养，等手术治疗完全康复后再上班。我问母亲为什么没告诉我，母亲说你爸不让，说你离那么远又帮不上忙还瞎担心！

而今，刚复查完，如我们所料，手术恢复得不好，父亲眼底出现了积液，不能做眼底硅油抽除手术，还需二次手术。但明天我就要离开，回学校安排学期初的工作，看着父亲已斑白的头发、佝偻的背影和日渐消瘦的身躯，越发觉得他老了，想陪在他身边照顾却无能为力。

夕阳西下，火车鸣着汽笛载着梦想搬运着躯壳，我望着窗外一望无际的平原，突然理解了父亲，我现在不正是在扮演着他的角色吗？父亲身上的“病”，是教育者的“通病”，是千千万万教育人为共和国教育事业奋斗终身的累累“勋章”，它每一次的痛都提醒着我们每一个教育工作者身上无形的责任与义务！

教师节，愿所有在教育路上平凡工作、默默付出的教育追梦人身体健康、节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