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我从西安交通大学调入西安理工大学（当时学校叫陕西机械学院）。从西交大调入陕西机械学院，引起不少好心人的议论。有的说：“亢奋生从名牌大学调入一个中专戴帽子陕西机械学院”；有的讲：“亢奋生可能是犯错误了，在交大待不下去了”（当时我是交大马列教研室副主任即副处级）；有的说：“亢奋生真傻，人往高处走，他却非要到一个二类学校，太不值得”……
这些议论当然对我有所触动，觉得是不是走错路了，不该来这个学校。(我原准备是到山东大学哲学系工作的，山大调我的手续都办好了，但报省上申批时，不同意我调出省，让选省属任何高校)。我的调动被陕西机械学院马列教研室主任郑式阐老师知道（郑是我西北大学的老师），他亲自找我，做我的工作，让我来陕机院马列教研室工作。我同意了，于是由省教工委下调令，来到陕机院。
调入陕机院马列教研室后，看到教研室现状，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都比较差，教师数量不足，质量也有待于提高。不过教师敬业精神高，奉献精神强，非常欢迎我的到来。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看问题要全面，既要看到不利方面，又要看到有利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讲，条件差更能锻炼人，俗话说，事在人为。
我对理工大的热爱，经过一个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从客观上讲，学校党政领导和教研室对我很重视并大力支持。诸如，校党政任命我为教研室主任（正处级）、校学术委员会委员、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还决定把我家从交大迁到理工大等。既然校党政领导对我如此信任和支持，所以我决心把一生奉献给理工大的教育事业。人总是要有点报恩思想，爱祖国要体现在对祖国的建设事业的奉献上，爱学校要表现在对学校教育事业的实干上。我对理工大学的爱，就是实干。总书记讲“实干兴国，空谈误国”，作为一名党员教师，对学校的各项工作，不能空谈，不作为，要实干，要有作为。
我在理工大工作期间，主要做了三件事——
抓教研室教师队伍建设
我和教研室其他领导一起，首先抓了教师理想信念的教育。当时社会上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思潮或多或少反映到教师队伍中来，对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不够理解等。有的教师口头上讲马列，而心中却信仰邪教。针对这些思想倾向，我们发出了重视理论学习的倡议，只有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才能真正做到让“有信仰的人讲信仰”。
其次，提高教学质量。教学质量的高低，教学效果的好与坏，关键在教师。教师教学水平的高低，在于教师理论水平的高低。教研室教师教学水平从总体上讲还是不错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诸如，有的教学效果不佳，学生意见大，要求调换老师。针对这种情况，一是抓教师理论学习，扩大他们的知识面，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二是扩大资料室，购进图书资料；三是组织青年教师参加社会实践，增加他们的实践知识。
再次，抓教学方法的改进。教好书，育好人，立德树人，不仅要有较高理论素质，还要有科学方法。有的教师教学中习惯于灌输，对辩证思维方法和创造性思维方法适用不够，这就要求教师思维要新，学会运用辩证思维方法和创造性思维方法，把灌输和启发统一起来，侧重运用辩证思维和创造性思维方法，启发学生创造性和积极性。
创办法律专业
为了给国家培养法律人才，进一步提高教师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借鉴我在交大创办师资班的经验和做法，向学校党政领导提出创办法律专业的想法和建议，得到校领导的同意，特别是主管教学的副院长孙振天教授的大力支持和具体帮助。教务处的领导还提出具体措施，如全国范围内招生并帮助制定教学计划等。
在我们这样一个工科学校创办文科专业，既无经验，又缺条件。就教研室实际情况看，既没有学过法律专业的教师，又无这方面的图书资料，困难实在太多。但是解决困难的办法总比困难多，还是要看到有利条件：根据法制建设的需要，我国急需要培养大批法律工作的专业人才；校党政领导的重视和具体帮助；教研室广大教师积极性高；想尽一切办法引进法律专业人才。
在创办法律专业的整个过程中，有几位教研室领导和教师做了很多工作，贡献了一切，诸如刘铁柱书记、张明晰副主任，教师秦丙星、刘国兴、赵华鹏，王文奎、杨成良、王宇红等。特别是刘铁柱，为了教研室建设和办好法律专业，亲自到西藏工作几个月，筹集了大约六千元，起到了重要作用。
法律专业创办起来后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法律人才，这些毕业生不少成了律师、法院的法官和司法部门的干部等，也培养了一批教师。可以这样讲，法律专业是西安理工大学的第一个文科专业。
把一切奉献给学校的教育事业
我是随理工大发展而发展、提高而提高的，理工大为我的发展提高提供了条件，为我的创造性工作提供了平台。我在理工大38年的实践中，由于我对理工大的热爱，激发了我的潜能。38年中，无论在教学行政管理方面，还是在教学科研方面，以及离休后在关心下一代等社会公益方面，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党员标准从严要求自己，努力做一个人格高，品行正，作风好，视野广，知识博，理论水平高的合格教师。
教学方面，要求别人做到的，我首先带头做到。教研室的专、本科生教学，教师都能承担，并能保证教学质量，研究生的课，当时无人上，向外校请人讲，不现实。在这种情况下，我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这一任务，给硕士生、博士生上课。我先后给专科生讲授了“宪法学”（法律专业），本科生“马克思主义哲学”“经营辩证法”“现代西方哲学”，硕士生“自然辩证法”，博士生“辩证逻辑与科学方法论”“现代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现代科技革命与社会”等8门课。同时参加了党委宣传部组织的形势任务与法制方面的讲授。
科研方面，与吉林工大一起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一部（任第一副主编），撰写论文十多篇，《层次分析与层次综合》一文，获省哲学优秀成果奖，《在教学中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一文获学校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我在讲授上述课程中，注重运用辩证思维方法和创造性思维方法，并把灌输与启发结合起来，注重运用创造性思维方法启发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例如，我在教学中提出质疑法，让学生敢于向教科书和教师教学提出质疑。同时在教学中把自己摆进去，讲自己成长的故事，谈自己观点和看法，与学生沟通交流，做到言行一致，课上课下一致，注意教好书，育好人。由于自己在教学中关心学生、教育学生、并向学生学习，所以受到学生欢迎。
离休后，凡是能发挥自己作用的地方，我都积极参加。诸如，担任离休党支部书记和离退休工作处党委委员，在苏文成教授领导下，共同创建参与了校关工委教学质量督导工作，参加校老龄委工作，参加老科协、老教授协会工作等。在关心下一代方面，先后给学生上党课、作时政报告、个别谈心、参加学生活动等约上百场。
我为学校发展做了一些工作，作了点贡献，学校给我很高荣誉和奖励。我多次被评为校优秀教师、优秀党员、先进工作者，还被国家机械委评为“教书育人优秀教师”，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离休后又多次获评关心下一代优秀工作者和突出贡献奖，还被老科协、老教授协会评为先进工作者，获省老教授协会工作贡献奖。这些表彰和奖励，是对我工作的肯定和极大的奖励。我已87岁，在87年的岁月中，有73年战斗在解放战争和教育战线上，我入党70年了，我是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成长为一名大学教授的。在73年岁月中，我非常热爱我们伟大的党，非常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非常热爱我们西安理工大学的教育事业。
